和讯网消息 2018年8月1日，由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与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共同主办，成都市人民政府承办的“2018年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第二届）在成都举行。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在本次论坛上表示，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当前中国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结合点。正确的城市化政策既能扩大有效投资和消费需求，也是空间结构、经济布局、人口分布的结构性改革。
针对当前城镇化当中的一些问题，杨伟民讲到两个方面问题。
一方面是，要遵循城市化规律。四十年来我国城镇化也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也出现了农民工难以市民化、造城运动、房地产泡沫、人地失衡、职住失衡、城市病、大拆大建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原因也很简单，其实就是没有按照城市化的规律来办事。
另一方面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杨认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宏观背景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大幅度减少，应对策略之一是要扩大劳动数量。“但是扩大劳动数量不是说要增加每一个劳动者一天或者一周的劳动时间，而是要增加劳动者一生的劳动时间，这对中国是非常有益的。”杨伟民如是说。
谈及如何遵循城市化规律的一些建议，杨伟民从结构、布局、人-地-资源等方面给出以下要点：
首先，就是不能本末倒置。城市化是经济发展自然而然的过程及结果，虽然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增长，但不能本末倒置，把结果当作源泉，把城市化当作拉动增长的手段。推进城市化不能盲目规划建设新城新区、圈地、造城、建房，这些虽然短期内可以拉动投资，但是如果没有产业、就业，没人居住，就会变成鬼城，投资没有回报，举债无法偿还，不仅增长会停滞，还可能带来债务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目前地方政府规模巨大、五花八门的隐性债务，其实很多就是以城市化的旗号举借的。
其次，是关于城市化如何集中布局。对中国这种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最终成为城市化密集的地区也就是十几片，绝大多数国土最终就是农产品(000061,股吧)的主产区，或者是生态功能区。在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人口最终是要走的，所以大量的造城建房是没有希望的。
再次，是城市用地和人口要匹配、要平衡。在土地财政的模式下，所有的城市都是只要地不要人，所有城市都认为给自己的土地指标太少了，而中央要求他们给进城务工人民落户的时候却迟迟没了动静，结果是城市建设用地的规模超出了人口集中的规模，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这是不符合城市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而且严重背离了中国人多地少平原缺的国情。所以，城市化是农业人口向城市集聚、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但人地要平衡，进多少人就要占多少地，而不是反过来占多少地就要进多少人。
然后是，城市需要包容不同职业的人。城市化之所以成为必然是因为城市的效率高，效率高是因为城市的社会分工可以不断细化深化，互相创造需求和供给，前一段时间的抢人大战完全背离了城市化的这一规律，只要白领，不要蓝领，城市是根本无法运行的。我国现在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但已经呈现未富成本高的状态，其中人力成本的大幅度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城市政策缺乏包容性，只让农民工进城干活，不让他们在城市落户，表面上看降低了城市的公共服务费用，但助推了全社会人力成本超阶段快速上涨，对保持竞争力是十分不利的。
最后，要促进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平衡。我国城市用地结构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居住用地太少，就业用地特别是工业用地太多。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的结构失衡是因为过去长期以来我们在指导思想上重物轻人、重视工业，而且工业用地的价格低，居住用地的价格贵。用居住用地的高价去补工业用地的低价，助推了高房价，也助推了产能过剩。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条措施，建立有效调解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合理比价机制，调整工业用地价格，但是没有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