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和讯特此以大型专题《信未来》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通过“转型、开放、智变、升级、未来”五大板块，着重探讨科技、资本、模式创新对经济业态的影响。同期力邀各界KOL共述历史、感悟变化、分享经验，明辨机遇与挑战，高瞻远瞩新时代。
和讯网消息 “历经改革开放40周年洗礼，中国已经进入自主创新和消费增长的阶段。”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如是说。“中国过去40年的增长一个重要的奇迹不在于我们增速有多高，其实是没有衰退，没有负增长。未来中国的潜力仍然十分巨大，还有十年、二十年正常的高增长，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樊纲（资料图）
不久前，樊纲在一次演讲中谈到，30多年前，彼时的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当他在美国留学时，看到唯一一个中国制造的出口商品，是家居店里面一个藤编的筐。
“之后我就问学院的院长，那个研究院当时研究日本、拉美、巴西、阿根廷，没有研究中国，我说什么时候研究中国？他说什么时候美国进口当中3%来自中国，我们就要研究中国问题了。”
所以，樊纲直言：当你没有出口的时候，人家看都不看你，而现在跟我们打贸易战了，这说明我们发展到了一定阶段。
那么贸易战的核心是什么呢？樊纲认为并不是贸易逆差这么简单，更深层面可能是经济问题，是技术进步的问题，主要针对“中国制造2025”。
实际上，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能够取得如此成就是有道理的。樊纲把其总结为：符合了两条经济发展的规律。首先，一个落后的穷国刚一开始发展时，什么都没有，没有资本，没有技术，没有知识，没有管理，唯一的优势就是廉价劳动便宜，工资低，很多经济学家说那是比较优势，廉价劳动力这是比较优势。而过了一、二十年，这个因素作用就没有那么大了，那么就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开始发挥后发优势，经济学认为，落后国家就两个相对优势，其他都是劣势，技术、资本都是劣势，但有两个相对优势，一个是穷，廉价劳动力，第二是因为落后，有后发优势，术语上叫减少试错成本，可以通过学习、引进、消化、吸收、模仿，可以相对比较便宜，比较快地获得知识和技术，这不是违反知识产权的问题。
樊纲说：“我们的合资企业管理是没有知识产权，经济制度没有产权，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到我们这儿来宣传，你应该采取这个制度，那个制度，也是没有什么专利保护的。中国人观察他怎么经营，他怎么管理，我们学到了经营管理的知识。通过发挥后发优势，因为试错，人家都试过了，技术已经进步了，我们直接学过来，我们就走了捷径，我们减少了学习的成本，我们可以继续发展，往更大了说，是因为我们原来没有那么多知识，其他国家有知识，我们让他的知识存量、增量外溢到我们这里，有一个词叫外溢效益。”
樊纲表示，获得相对优势的前提是要开放，要引进外资，要对外贸易，要出国留学。美国人现在说是要限制中国人的留学，留学生可能限制不了，他要限制中国的科研人员到美国交流。而我们当年都是这么交流过去的，马上就学到了这些东西。
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战也引发了樊纲的反思，在他看来，我们经过学习，走了捷径，取得了很快发展，但也产生了对模仿和学习的依赖而自主创新不够，也包括对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尊重不够。美国在80年代初的时候曾通过一个法案：哪怕是国家投资搞的科研，那个研发的产权也可以归研发人员个人所有，这是很重要的，个人所有就可以资本化、权益化，不仅有激励，资本就来了，风投就可以做了，大家可以集聚各种资源来发展新的技术。
樊纲称，这次贸易战事情提醒了我们，中国从现在开始就要进入自主研发的阶段，不是说停滞学习，中国要继续学习世界上一切好的知识和技术，包括制度。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进入一个阶段，逐步以自主研发为主的阶段。
“过去说体制要改，没有人听的，出了这个事，都来听，所以这可能是好事，促使我们进入新的阶段，新的发展阶段，未来具有更大的意义。落后国家要发展很不容易，要面对世界上各种竞争对手，你是新兴大国，现存大国，这都是成长中的烦恼”。
除了自主研发，樊纲还建议要进一步开放。中央政府近期已经释放多次利好，包括合资企业股权开放问题，还有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都要进一步开发，这都是新的形势。
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樊纲表示，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消费增长的阶段。
原因是中国经济收入到了一定阶段，很多开始进入消费领域。另外，劳动成本上升比较快，农民工的收入从2007年每年增长17%、18%，低收入阶层收入提高，消费增长比较快，富人什么都有了，多挣一千元不会增加什么消费。而且社保开始起作用了，不仅城里人都保住了，而且农民有新农保，大家后顾之忧少了，消费更高一点。
同时，互联网促进消费、互联网金融对消费也有很大的改变。当年没有消费信贷，没地方借钱，现在不是行为变化，这是技术发生变化。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有钱的一代人开始要退休了，为什么40年是一个节点？人一辈子工作40年，40年前加入劳动大军，到现在退休。这些人过去20、30年的收入增长得很高，以前有钱没闲他还花得少，一旦退休，就开始要享受生活，消费量比以前大很多，经济学叫“负储蓄”，工作的时候叫储蓄。过去一直说提高消费，这改变不了，这不是谁做错事的问题，这就是一代人、两代人交替过程当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必须经过的阶段，它没有替补。
“在国际上开会，老有人问，中国也是老龄化了，你们会发生什么情况，我说发生的情况是跟你们一样，将来我们退休金不够，都是有一样的问题，我们工业化刚开始，刚进入了高增长的阶段，你想想你们退休的人在干什么，我们退休的人在干什么，你们退休的人在周游世界，或者买部房车周游美国，我们年轻挣钱的人现在已经高消费了，但是退休的人呢？跳跳广场舞，给孩子抱孩子”，樊纲通俗地讲。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到了这个节点，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过程，因为人员结构、储蓄结构发生变化，对很多行业都会有影响。比如说休闲、旅游、出行、健身，过去很多有钱的人买了大房子，自己没有工夫去住，把父母接去住，父母不会开车，在那儿蹲监狱一样，也没人打牌，然后这群人要候鸟了，就得买台车，这种消费行为就会发生变化。
樊纲总结称，中国过去40年的增长一个重要的奇迹不在于我们增速有多高，其实是没有衰退，没有负增长。未来中国的潜力仍然十分巨大，我们人均GDP不到9千美元，美国将近6万美元，城市化、工业化差距还都非常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还有十年、二十年正常的高增长，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